越南投资“退热”
一个投资商的体会：越南低劳动力成本诱人的同时，亦存在征地难、土地成本高、工人效率较低、产业配套不足的种种现实。
算下来，俞泓去越南已经不下七八十次。
中越两国在越南的北部城市海防新建了一个经济贸易合作区（下称“海防工业园”），由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越公司”）投资建设和经营服务，俞泓是这家公司的营销总监。
工业园的招标正在进行中，俞泓正接洽的有七八家企业。“如果事先没有考察权衡个一两年，咱们先不忙谈。”俞泓的态度很实在，投资不是儿戏。他深知，越南的这一端，是低劳动力成本的美丽诱惑，另一端则是征地难、土地成本高、工人效率较低、产业配套不足的种种现实问题。
事实上，随着对投资者的政策优惠减少，中国制造业转移的“越南热”逐渐“退烧”，多位熟悉越南投资环境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现在，企业做出赴越南投资的决定需要更加慎重。
金融危机后的转移
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众多制造类企业风雨飘摇，尤其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他们原本就并不高的利润率在这场金融危机的重创后更显孱弱。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被迫做出选择，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相比中国内地，越南、缅甸、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水电、原材料等成本也更便宜，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越南等国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这些因素促使了一场赴东南亚的投资热潮。
袁明仁是东莞台商协会的顾问，前两年东莞的台商成批组团赴东南亚考察，作为投资顾问，他都带过十几拨考察团。在有着“中国外贸火车头”之称的东莞，大批制鞋厂、服装厂、电子厂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袁明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多家关厂的台商企业里，起码有一成是转到东南亚去了。
由于成本优势明显，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转移后的产业格局也已经在越南悄然形成。在越南南部，以制鞋业、纺织业为主，北部则以电子业居多。
事实上，也有很多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过来。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劳动力成本低只是吸引企业转移的其中一个因素，规避反倾销风险是转移的另一个重要诱因。俞泓告诉本报，从2004年开始，由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中国大陆的企业进行设限，当时就有一批港资和台资的企业，像家具、皮具、纺织，转移到了越南，重点的区域就是胡志明市。
前江投资管理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张黎明也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外贸企业认为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遭遇欧美的反倾销，所以提前布局到越南这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以规避反倾销风险。通常，这类迁移企业中，轻工业产业会多一点，比如机械电子、建材化工、纺织等行业的企业。
还有一些企业的转移是由于看中了东盟这块蛋糕。2007年开始赴越南投资的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雄韬电源”）把东南亚市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该公司的副总裁陈宏告诉本报，在他们的市场战略中，东南亚的市场规模（含印度）占整个集团的20%~30%。而他们这几年的“试水”效果显然不错，2011年他们在越南买地建立了一个4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这里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东南亚市场，兼顾欧美市场。
低成本VS低效率
在工业园的招商中，俞泓强调的一点是越南的低成本。而这也是很多企业最终相中越南的原因。
海防工业园的招商手册介绍，海防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00万越南盾∕月（折合人民币600元），外资企业员工的一般工资为普通工人每月750元~900元，技术工人每月1000元~1500元。对于企业主来说，这个数字显然比深圳动辄三四千元的员工工资更有吸引力。
陈宏告诉本报，他们的科技园设在离胡志明市30公里的地方，现在员工的基本工资是700~750元，加上加班费、补助等一共1000元左右，尽管比起2007年600元左右的水平现在涨了近一倍，但相比国内还是有优势，雄韬电源在深圳的员工基本工资就有1500元。
俞泓前段时间也去苏州高新园区谈过几家电子企业，他们想要转移也都是因为国内成本太高，三年翻了三番，一个普工的工资是三千，加上包吃住，一个月差不多要四千多。
“越南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大部分员工都不需要宿舍，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租房住。”俞泓说。
然而任何事都不是完美的，在盘算着低工资为企业省下多少成本的同时，这边的企业也必须要接受劳动力效率较低的现实。
陈宏表示，越南的人工效率相比国内大概是1：1.5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国内1个工人完成的工作在越南需要1.5个工人去做。
效率不那么高的原因，或许能从教育和文化上找到根源。多位熟悉越南的人士向本报记者反映，由于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受到法国影响非常大，人们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并不十分热衷，大部分人的心态是“做够了我就不做了”。
“那边的人都是挣够了今天的钱就不去工作了，男的去喝啤酒喝咖啡，女的回家做家务。”俞泓说。
此外，越南的学校都是综合性的大学，几乎没有专门培养某种技能的职业技术学校，例如烹饪学校、电子技校、旅游学校等等。袁明仁认为，这导致越南人才的专业程度不够。
有9000万人口的越南，现在也开始面临缺工问题。袁明仁表示，现在南越很缺工，较晚开发的北越情况稍好。此外，越南每年都固定会有一两次以涨薪为主题的罢工，这些也都是让企业们棘手的问题。
“毕竟在人家的地盘，我们也不能太强硬。”为了适应这里的文化，中国的企业在管理上做出相应调整。陈宏说，越南的很多工人都有发工资第二天不上班的习惯，因此雄韬电源在越南的生产基地在发工资的前一天把生产任务安排得紧张一点，这样第二天发完工资就可以给一部分员工放假。
“尽管效率较低，但工资少了一半，所以算下来，还是有节省，人工大概有20%的优势。对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还是有吸引力的。”陈宏说，电池行业并不算劳动力密集，但他们在这边的综合成本也省了5~6个百分点。
从事色纺纱行业的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与海防工业园签约的企业，该公司一名高管向本报透露，他们在越南的制造成本相对国内便宜很多，原材料在当地买，加上水电、劳动力，总成本省了20%。
褪色的政策光环
这几年随着越南的经济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逐步减少，之前给予工业园的一些优惠政策现在都已逐步取消。
俞泓透露，越南的土地成本要比国内高得多，国内的工业区大部分是免费的，而到越南的话，工业园拿地就不便宜，比如海防工业园拿地的综合成本就达到每平方米3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90元），这样给入园企业的价格至少要45~60美元。
除了土地成本高，征地难更是让俞泓头疼了四年。尽管有着中越两国高层的积极推动，海防工业园的项目却并不如他预想中的轻松。海防工业园的征地从2007年开始到今年8月才终于拿下。
这样一个征地项目，在俞泓看来，“半个月就可以在中国搞定”，在越南却进行了四年。背后除了有对当地风俗的尊重，或许还有当地政府的不够高效。因为征地进程的缓慢，一些本来已经谈好要入园的企业等不及去了其他的地方。
对于企业的“走出去”，中国依然有着政策上的支持。今年6月，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2012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份通知，中国企业到境外进行投资，可以申请专门的补助，比如前期费用、资源回运运保费、外派劳务人员的适应性培训费用及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的保费等。此外还可对企业的境内和境外贷款进行贴息。
产业配套是否足够也是企业转移前要重点考察的问题。多位受访对象表示，总的来说越南的产业配套尚不充分，但是也因行业而异。
袁明仁表示，以制鞋业来看，这部分企业转移过去得比较早，产业配套供应链都比较完善，原材料都可以在当地找得到，但电子业就未必了，很多都需要从广西这边运过去，需要大概三小时的时间可以运到北越。
陈宏表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电池行业来说，越南的产业配套不太好，有一些材料还是要从国内买，比如电池壳、隔板、添加剂等等，这几类材料暂时还没有相关的公司在越南设厂。
多位熟悉越南的受访者均对本报表示，越南现在的基础设施大概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交通、通讯等各方面设施都还比较落后，“很多电线杆，拉得到处都是电线，有很多‘蜘蛛网’。”陈宏说。
而对于成本和利润就是生命的企业来说，“蜘蛛网”或许不算什么，转移到国外去，他们需要考虑的，是供应链是否完备、成本预算是多少、市场在哪里，以及当地的政策环境。
袁明仁前两个月又领着一拨在东莞的台商考察去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缅甸。（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