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戴着口罩加工牛仔裤
一方面享受“牛仔之乡”的美誉，出产全国60%的牛仔服装；另一方面新塘镇的污染程度也一度令人咋舌。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生态文明建设”与建设小康社会的四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在一起，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生态文明”成为十八大报告的关键词之一。十八大报告甚至用了第八小节共1300多字来阐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
“这个‘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意味着中国进入21世纪后，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的转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十八大报告，将环境问题的权重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有评论认为，这将是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分水岭，从这里开始，中国宣誓，要逐渐告别“高污染”时代。
中国环境污染的问题确实值得大书一番。渤海漏油、大连PX项目、曲靖铬渣倾倒……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屡次成为社会热点，也成为老百姓心头挥之不去的痛。
直面环境污染难题，十八大释放出的强烈信号，让关心环境的中国民众甚至世界都为之一振。然而，面对经济和环境的纠结，如何建设美丽中国，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
冰山一角
从广州向东30公里，坐40分钟大巴车，就会到达增城市新塘镇——全国牛仔裤第一名镇。全球每销售3条牛仔裤，就有1条来自新塘。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新塘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每年村民种植的谷物、芭蕉、蔬菜等经济作物都会有不错的收入；但随着牛仔服装产业成为新塘镇经济三大支柱产业之一，这个纺织重镇所暴露出来的工业污染却日益严重。
30年间，新塘家家户户投身制衣界，“农民”变身“老板”，GDP增长迅速。来自新塘官方的数据显示，目前新塘有牛仔服装及相关配套企业2600多家，占新塘工业企业的60%，年产值200多亿元。除了2600多家企业外，还有众多作坊工厂难以计数。
“我们这儿以前是‘鱼米之乡’，可以算是增城市最好的地方之一。但现在工厂基本把村庄都包围了，土地也种不出什么东西，即使成熟了品质也不好。”面对早已荒芜的农田，新塘镇西洲村村民王阿玲有些无可奈何。
王阿玲指着一间洗染厂，怅然若失地说：“我原来在这片地上种芭蕉，现在地没了，只能靠给工厂剪线赚钱。”
两年前，新塘镇曾因为环保组织披露当地的污染情况调查结果而陷入舆论漩涡。两年之后，村民们认为，当地污染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每天半夜3点，王阿玲都会被一股呛鼻的臭气熏醒，即便这个工业园已经搬过来六七年了，她还是不能适应。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酸碱化学味，像某种坏了的发酵物，酸溜溜的又带着点腐臭。
最初的洗染厂建在新塘镇大墩村，污染了河流，当地村民意见极大。从2006年起，新塘镇开始大规模治理，逐渐将洗染厂、印染厂迁至新塘镇西侧西洲村的环保工业园。按照广州市政府的规划，漂染企业搬迁入园后，园区集中供热、供水及集中污水处理。
但这并没有根治新塘牛仔服装漂染洗水造成的污染问题。随着工厂的搬迁转移，新塘镇西边的西洲村成为又一个污染受害者。
对于近年来治理污染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举措，新塘镇政府拒绝了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
西洲村原本以农业为主，在慢慢发展成大型的牛仔纺织工业园区的同时，也开始面临工业污染的困扰。附近工业园里有许多漂染和洗染工厂，就是从大敦村搬过来的。这些工厂开始运作后，本来蜿蜒围绕村庄的小河，就变成了分隔工业园和民居的黑水沟。
新塘镇村民王建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小的时候，小溪可以游泳，还有鱼。现在我的儿子不会游泳了，没有地方学，水太脏了，平时村里人碰都不会碰。”
在西洲村环保园区内，街上的尘埃也都是淡蓝色的，废弃的口罩随地可见。打磨牛仔裤所产生的尘埃无处不在。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们的健康也令人忧虑。
在园区里打工的年轻人几乎百分之百来自外省，本地人宁可做月收入2000元更累的活，也不愿意做一个“危险”的工作。
一方面享受“牛仔之乡”的美誉，出产全国60%的牛仔服装；另一方面新塘镇的污染程度也一度令人咋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塘的3个底泥样本中重金属铅、铜和镉的含量均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一个底泥样本中的镉超标128倍。
中国被称为“世界大工厂”，尤其是时装、纺织类行业，从1994年起，生产和出口就位居世界第一，之后所占比例逐年增加。“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统计，我国现有133个‘纺织专业集群’，新塘的污染故事可能只是整个行业的冰山一角。”某环保组织的负责人表示。
新塘牛仔发展的缩影，实际上折射着全国纺织服装类传统产业发展的困境和壁垒：虽然发展28年之久，但经营规模仍是零散分布，利润来源主要还是靠微薄加工费。而且，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环境污染压力却越来越大。
新塘本地一家大型漂染企业创兴集团，于2000年投资200多万元购置污水处理设备，腾出70亩土地专用作污水处理。按每亩地60万元计算，土地的投资高达4200万元。
然而，这样的除污能力，不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除污费用和工人工资的日益增长，很多工厂都关门大吉。
经济和环境的平衡
新塘的污染只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的一个缩影，随着经济的增长，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日益成为发展的桎梏。
中国在2001年成为WTO新成员后，深度介入全球经济和国际分工，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被地方政府迎进“家门”。
作为“世界工厂”，我国在许多制造领域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如水泥、钢铁、纺织服装，近年又加上汽车、手机……
然而，伴随而生的深度污染问题、资源压力，也让政府措手不及。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言时，对环境资源问题已有担忧：他提出，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应当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此背景下，“循环经济”成为一条出路。两年后，我国在10个省份开展了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5年后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
但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就难以打破。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只让经济解决问题有困难，官员政绩观是个大问题，还是单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十六大以后，多年的环境破坏累积的民间不满逐渐爆发，城市化进程中工业与居住区域规划不合理又激化出更多矛盾。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表示，自1996年以来，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增长。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表示，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这个艰难的平衡点。
专家表示，我国GDP总量是靠资源消耗维系的。要完成十八大报告关于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消耗的资源也会更大。这也意味着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实践十八大报告建设美丽中国时，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被误读为GDP增长是硬道理，GDP增长数字因此成为政绩评价中最硬的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因此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
也因此，如何将北京的首要任务转换为基层的切实行动，是外媒在解读十八大“五位一体”布局时的着重点之一。
事实上，“建设生态文明”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第一次被明确提出。
但当时社会影响力最高的词却是“节能减排”。对于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的中国来说，这有着特别意义。有媒体报道，政府在2006年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目标都完成得非常艰难。
到了最后交卷的2010年，未完成任务的地区、企业集团和行政不作为的部门面临问责和处分。于是各地出现了“拉闸限电”的乱象。
2012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还对全国十余省区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课题做了专题调研。
2012年8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已有53个。让人关注的是其中提到“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撼动目前的政绩考核机制，十八大已经透露出更积极的决心。
环境优先原则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史。人类对自然改造的能力越来越强，同时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取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耗竭。
反映在当代中国，困扰也很明显：1979年至2011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但单位GDP的能耗亦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提出上述名词，“美丽中国”首次出现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辛向阳认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五大建设之间是有普遍联系的。
他介绍，近些年来，由企业发展带来的一些环境问题招致群众不满，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这其实就是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影响。
“只有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才能更加顺利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辛向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十八大报告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专家们也指出，要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刚性的评价机制和硬约束。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证环境权。”参加、见证了近15年来中国大多数环境法律、法规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他表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必须在环境法中确立环境优先的原则：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应当选择环境保护，放弃可导致不可逆转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我盼望能在即将修订的环保法中把环境优先的原则确定下来。”
国家林业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吴斌指出：“绿色GDP我们提了很多年，实施起来很难，没有可定量评价的标准，今后必须把相关评估指标确定下来，在对官员的考核上体现出来。”（法制周末）
